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梦的理论框架和内涵同城二手机

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发表演讲。中国网 杨楠 摄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中国梦的世界对话”国际研讨会7日在上海开幕。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试析中国梦的理论框架和内涵》的大会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2012年1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后不久便提出了中国梦，从那以后，中国梦既唤起了希望与期待，又提出了问题与困惑。很显然，中国梦已成为习近平领导下的高层组织原则。正是从中国梦这一宏大深远的愿景出发，本次会议——中国梦的世界对话更显其意义。

国内外不乏对中国梦的解读，对中国梦的内涵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众说纷纭。不仅中国学者与西方的中国批评者意见不一，即便他们内部也没有统一认识，但双方一致认可的是，中国梦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梦进行剖析的重要性。

这里我不谈中国梦的哪些元素更重要，也不谈中国梦的不同层面如何相互影响。我要谈的是中国梦的理论框架，通过列举中国梦的内容和应用，并将它们分门别类。我将其称之为“系统分类学”，借用生物学概念，好比生物学家为了更好地研究生物世界而对其进行等级划分。

因此，我的目的比较有限。我不力求阐释中国梦的内涵，而是对中国梦的内容划定范畴。这或许能给他人提供连贯、统一的描述性分析或者规范性分析。

我希望审视中国梦的涵盖面，回应外国批评家认为“中国梦是含糊不清的口号”的论断。我希望以既理论严谨又务实可行的思维方式为中国梦正名。

中国梦的理论框架或有助于形成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方法论，以确定对中国梦进行分类会得出何种结论。虽然我不敢说我提出的专门分类法有何特别之处，但我认为，先不论具体如何分类，仅仅对中国梦进行分类解剖的过程就有助于阐释中国梦。

按照我提出的分类法，我将归纳五个大类来描述、分析中国梦，即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历史层面、全球层面以及对立视角等。对每个大类，我又进一步细分。然后，我将指出具有重大意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梦。

1. 国家层面

“国家层面的中国梦”由习近平主席定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景，即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到2020年左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50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小康社会是一个全体城乡居民生活殷实的社会。这意味着，到2020年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约1万美元）翻一番，到2030年左右实现城镇化（即城市人口达到10亿左右，约占中国总人口的70%）。“现代化”指，中国在科技、经济、商业等领域重新成为世界领头羊，实现中华文明复苏，实现文化繁荣军事强盛，并且中国积极参与人类各项事业。

“国家层面的中国梦”可以从以下七个环环相扣的角度理解：

1. 强大的中国：经济、政治、科学、军事；

2. 稳定的中国：无动乱；社会信心足；

3. 富裕的中国：人民生活殷实；

4. 和谐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和睦；

5. 文明的中国：公平正义，文化丰富，道德高尚；

6. 美丽的中国：环境美好，低污染，现代化城市，美丽的自然风光；

7. 创新的中国：科学领先；艺术辉煌；创新型产品；

2. 个人层面

“个人层面的中国梦”以人民个人幸福为重心，打破集体大于个人的传统观念。“个人层面的中国梦”与“国家层面的中国梦”是统一的。实际上，实现“个人层面的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家层面的中国梦”的实现。换言之，实现“国家层面的中国梦”意味着“个人层面的中国梦”顺利实现。因此，“个人层面的中国梦”将打破国外那种认为“中国以牺牲个人来造福集体”的定势思维。

“个人层面的中国梦”可以详细解剖为两个方面：（1）物质幸福；（2）精神幸福。

物质幸福涵盖生活的各种必需品，并确保人人有所依，涵盖教育、医疗、退休、食品安全、住房和公共安全等各个方面。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物质幸福还包括良好的就业、富裕的家庭生活、享受娱乐等，还包括个人权利受到法律正当保护。

精神幸福可以解释为“积极心理学”，这是由心理学家马丁 塞利格曼所创的“幸福科学”，是将抽象模糊的幸福概念转变成一门有着具体内容和标准的学科。

积极心理学通过科学的干预使个人、家庭和集体形成积极乐观的心理。因此，积极心理学与中国梦不谋而合。塞利格曼解释说，积极心理学强调幸福感，强调梦想的内容以及实现梦想的方法。塞利格曼提出幸福五元素（简称PERMA）：积极情绪（强调好的一面）；投入（专注于任务，对任务充满激情）；关系（积极的人际交往）；意义（让自己归属于某种超越自我的东西）；成就（清晰可见的成就）。塞利格曼认为，PERMA以及整个积极心理学是人们在自由无压迫时的心理追求。

重要的是，well-being比happiness更宽泛，虽然这两个词都对应中文“幸福”。幸福感更强的人，更成功，更具创新力，精神更高尚，也更和谐。

积极心理学有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幸福不仅有个人情感价值，也有社会道德价值。比如，幸福感更强的人更无私。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更有可能帮助他人。幸福感越强，种族歧视、攀比等情绪越少，也更容易宽恕。简言之，幸福感越强，人民素质越高。

一个幸福感强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创造力强的中国。当一个人恐惧、有压力或者沮丧的时候，满脑子肯定是分析和批判性思维。只有一个人情感更积极，才能更胜任创造性的任务。那么，如何让中国的下一代更富有创造力呢？那就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吧！

幸福还有其经济价值。幸福感越强，工作表现越好，失业率越低，也更爱关心他人。这样的人也更健康，需要的医疗资源也会更少。积极心理学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习近平主席强调幸福必须通过辛勤劳动获得，而塞利格曼将幸福五元素从积极情绪进一步延伸至投入与成就，因而这两者是相通的。

中国梦对个人而言意味着个人发展。积极心理学作为一种促进个人发展的科学，能提高幸福感，进而增强中国人民的韧性和成就感，使中国社会更稳定更繁荣。

3. 历史层面

“历史层面的中国梦”关注两个方面：（1）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既有高度的文化和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成就，又有远大抱负和深切期望，既经受过波折与苦难，又迎来了挑战与成功；（2）中国近期的政治理论发展脉络。

虽然中国文明在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中几乎一直雄踞人类文明的高峰，但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中国人民饱尝了各种苦难。建立一个统一、稳定、主权独立、和平的中国一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的目标。

近代，从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饱受了外国侵略、占领、剥削、压迫和屈辱。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又深受国内军阀割据和极左思想的折磨，中国人民迫切期待寻求改变和稳定。“历史层面的中国梦”正是对这种期待的解答，展现出一幅未来中国的全新画面：一个独立、稳定、强大、主权独立、没有任何压迫的中国。

从另一个角度讲，“历史层面的中国梦”达到了中国政治理论发展弧线的顶点。邓小平理论把中国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强调先进文化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

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应运而生。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江泽民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胡锦涛拓宽了国家发展视野。正因为有这一系列政治理论，习近平的中国梦才应运而生，并承前启后，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康。

4. 全球层面

“全球层面的中国梦”可剖解为两个方面：（1）中国梦如何造福世界；（2）世界为何担心中国梦。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梦将给世界带来切实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越高，国内消费水平越高，意味着中国进口产品越多，创造的工作岗位和财富越多，将在世界范围形成乘数效应。

进一步讲，随着中国的科技进步，比如在生产廉价的电子产品等方面，中国的成功让世界“沾光”，因为世界将从中国获得廉价的必需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大大受益，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智能手机等关键产品终究还是价格决定市场。）

但是，有些国外人士担心，随着中国梦渐渐“梦想成真”，中国会越来越有攻击性和扩张性。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声明“无论中国如何强大，绝不寻求霸权”，但他们还是担心未来中国可能背弃这份承诺。

有国外媒体认为，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时机“并非偶然”。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将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之路”展示了一幅中国饱受外国势力压迫和侮辱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恢复国家主权完整、尊严和自豪的恢弘画面。

这里不妨指出某些外国人士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曾担任美国驻外大使的查尔斯 傅立民（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担任首席口译员）曾发表演讲《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说“美国应正视中国的本来面目，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能杞人忧天般地看待中国，也不能对中国偏听偏信。”他引用中国国防白皮书里的话：“无论中国如何发展，中国绝不寻求霸权和军事扩张，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对此，傅立民认为“中国目前的立场与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孤立主义不谋而合。那时的美国既不寻求主导或控制国际政治体系，也不追求以武力解决本国领土以外的问题。但是，美国最终两者兼具，为何，时也势也。”

傅立民的结论是：“未来最有可能的局面是，中国与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共同主导一个多边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这样一个寡头政治秩序中，中国将享有巨大的威望，但不会像目前的美国这样享有垄断权。”

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将中国谋求民族复兴视为扩张是错误的。“我们提出民族复兴的理念是基于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李君如说：“当我们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的时候，有人会追问：你们要复兴到哪里去？复兴到成吉思汗时代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朝，还是复兴到1840年前的大清朝？”如果这样的提问不是恶意的，就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中国的善意，无论如何真诚，都不足以打消某些外国人士的疑虑，更别说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他们担心的是，中国这个“温柔的巨人” 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变心。减轻这种疑虑的一个方法是，中国要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纯粹是为了本国利益，绝不追求霸权。中国可以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首要关切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招惹国际麻烦只会让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分心。

5. 对立视角

“对立视角的中国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关注中国梦不同侧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常，这是每个社会都需要不断思考的“平衡”。在美国，这种“平衡”被表述为“手枪与黄油之争”，即如何配置国家资源，既实现军事强大又促进社会进步。然而，中国面临的“首要平衡”不是军事资源与社会资源之争，而是经济发展与解决发展引发的衍生问题之争。经济发展是建设国家、缓解社会失衡的必然之道，但同时又不断造成污染与社会失衡等问题。

以下是中国梦蕴含的几种本质矛盾：

1. 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

2. 经济发展与社会失衡：要平衡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投入（通常，投资发达地区效率更高，但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失衡。）

3. 国家与个人：要平衡国家项目（例如基础科研、太空计划、国防需求等）与人民的当下之需（比如医疗）之间的投入。

4. 国家与世界：要平衡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和海洋纠纷；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不破坏全球利益。

5. 长远与短期：要平衡长远项目（例如南水北调工程）与短期需求（例如对贫困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补贴）之间的投入。

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矛盾。但是时刻注意并直面这些矛盾可以使中国梦从总揽全局的角度出发，并成为推动实践的指导原则。需要注意的是，我的目的并非解决这些具体矛盾，而是提出认识中国梦的多种思维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中国梦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描绘了一幅变革性的蓝图，为中国梦的实现指明了道路。习近平就三中全会《决定》向全会做说明时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他还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这一代中国人民听到的改革最强音，也是中央追求高标准高质量的公开承诺。

一系列改革计划令人振奋，每一项改革本身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改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允许私有资本进入新的领域；国企改革；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推进市场定价机制（油、汽、水、电、通信服务等定价交给市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上海自贸区；财政体制改革（包括减少土地出售收益）；地方政府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农村土地改革（保护农民权利）；保障农民工权利；加强民主协商，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司法体制改革（标准化，减少地方干预）；加强反腐机制；加强环境保护；放开单独二胎；取消劳教制度等，在此不一一列举。虽然推行改革是一项复杂工程，而且要花费数年，但对一个大国而言，这是了不起的一步。

多少年后，历史学家回望历史，很可能会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评价为“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其重要意义不亚于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把中国的重心由意识形态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其重要意义不容置疑。同样，习近平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的一系列复杂变革，其重要意义也不容置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中国的发展蓝图，虽然不保证结果的成功，但它勾勒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眼中的成功。简言之，三中全会《决定》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想说，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梦提出了不同的解读，这是好事。这样，人人都可以探讨中国梦的理论基础，并加强其实践运用，同时驳斥那些针对中国梦的批评与蔑视，进而有助于实现习近平主席呼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国梦，让中国崛起，将造福全世界。

作者简介：

罗伯特 劳伦斯 库恩博士，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著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库恩博士是国际企业战略家和投资银行家，并且在CCTV、BBC、CNN、Bloomberg等多家媒体担任评论员，还是《中国日报》与《南华早报》专栏作家。（中国网上海12月7日讯）